太阳集团太阳娱乐登录,隔壁的病理化验室房间很大,一根根荧光灯把房间照得通亮,一排排显微镜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此刻已是夜阑更深,偌大的化验室里只有两个化验人员在工作。格雷厄姆得意洋洋地站在他们身边。
“你自己看。仔细检查后发现了男子的毛发,中度卷曲,横断面呈卵形,几乎可以肯定是亚洲人的。精液分析首先确定了血型,是AB型,这种血型在白色人种中较为少见,而在亚洲人中则比较常见。精液蛋白分析一种叫什么……遗传标记的来着,是呈阴性?”
“乙醇脱氢酶。”那位化验员说道。
“对了,叫乙醇脱氢酶,是一种酶。日本人没有。化验的精液中也没有。此外还有迭戈遗传因子。这是一种血型蛋白。就这样。其它结果也快出来了。不过这姑娘在被那个日本人杀害之前跟他发生了被迫的性关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很显然,你发现了日本人的精液,”康纳说道,“如此而已。”
“天啦,”格雷厄姆说道,“日本人的精液、日本人的毛发、日本人的血液遗传因子。我们所谈的是一个日本犯罪分子。”
他摆出了一些在犯罪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谢里尔躺在会议室的桌子上。他开始来回踱着步子。
“我知道你们两个家伙到哪儿去了,而且我知道你们那是浪费时间,”格雷厄姆说道,“你们去找录像带,可是录像带不在了,对不对?接着你们又去了她的公寓,可是有人比你们捷足先登,把那儿翻了个遍。如果罪犯是日本人,这就是你们预料之中的结果。这是明摆着的嘛。”
格雷厄拇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们那位姑娘谢里尔·奥斯汀。得克萨斯人。她轻浮、涉世不深、体型很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演员,拍过几个商业广告片。也许是日产公司的广告。这无关紧要。她跟一些人来往,与一些人有接触,是邀请名单上的常客。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对格雷厄姆说。康纳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些照片。
“不管怎么说,谢里尔日子过得不错,在应邀出席中本大厦落成典礼招待会时像模像样地穿上了山本设计的黑色长裙。她是和某个人一起去招待会的,也许是跟一个朋友或是一位美发师。那人长着小胡子。也许她还认识招待会上其他一些人,也许不认识。可是在招待会进行过程中,有一位有权势的大人物建议她跟他一起溜出去一会儿。她同意上楼去。为什么不呢?这姑娘喜欢冒险,喜欢危险的勾当。于是她就上了楼——也许是跟那小子一起上去的,也许是分开来走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楼上会合,然后就找地方,找一个够刺激的地方。于是他们决定——也许是他决定的——就在他妈的会议室的桌上干。两人正干得起劲的时候出了麻烦。她的性伙伴不是因为有点儿太兴奋,就是有些性怪癖……把她的脖子卡得太狠了点,她就呜乎哀哉啦。我说的你明白吗?”
“是的……”
“这个色鬼闯下了大祸。他原想上楼跟这姑娘寻欢做爱的,可是却把她给弄死了。他怎么办?他又能怎么办?他下楼重新回到招待会上。这个好色之徒是个大人物,他把自己惹下的麻烦告诉了手下一个喽罗,说他不幸把当地一个婊子给弄死了。由于他自己脱不开身,所以他的喽罗们就去替他擦屁股。他们到楼上把现场清理了一遍,不留下任何证据。他们还拿走了录像带,接着又搜她的公寓,拿走了证据。这些都干得很漂亮,可是却需要时间。所以就得有人来和警察周旋。这时候杀出了那个巧嘴滑舌的混蛋石仓。他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个半钟头。怎么样,这么分析还有些道理吧?”
他说完之后大家都没有马上开口。我等着康纳先说。
“唔,”康纳终于开了腔,“汤姆,我对你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你对一连串事件的分析在许多方面听起来都有道理。”
“你说对了,就是有道理,”格雷厄姆自鸣得意地说,“真他妈的有道理。”
电话铃响起来。化验员问道:“哪位是康纳上尉?”
康纳走去接电话时,格雷厄姆对我说:“我跟你说吧,是日本人杀了这个小妞,我们要把他捉拿归案,要剥他的皮。剥他的皮。”
“你为什么对他们这样咬牙切齿?”
格雷厄姆脸色阴沉地看着我说:“你在说什么,啊?”
“我是说你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嘿,听着,”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彼得。我谁也不恨。我干自己的工作。我可不管什么黑人、白人,还是什么日本人。”
“好吧,汤姆。”此刻已是夜深人静,我不想进行争论。
“不,见鬼!你他妈认为我是种族歧视。” “我们不争论了,汤姆。”
“不,见鬼。我们要争。现在就让我把话跟你讲清楚,彼得。你干的是联络官的差事,是吧?”
“是啊,汤姆。” “你是怎么想到要干这份差事的?因为你酷爱日本文化?”
“这么说吧,当时我还在跟报界打交道……”
“不,不,别扯远。你是自己申请要干的,”格雷厄姆说道,“因为有一份额外的津贴,是不是?一年两三千。是一份教育津贴,是日美友好基金会结局里的。局里把这分基金作为教育津贴发给大家,让大家进一步学习日本语和日本文化。现在学得怎么样啦,彼得?”
“正在学。” “经常吗?” “一星期一个晚上。”
“一星期一个晚上,你如果缺了课,那份津贴少不少你的?” “分文不少。”
“一点不错,分文不少。实际上即使你一次也不去上,也不会有问题。伙计,实际上你得到的是一份贿赂。你口袋里多装了3000美元,而这钱来自那个日出之国。当然这笔钱数额并不大。谁也别想用3000美元收买你,对不对?当然收买不了。”
“哎呀,汤姆……”
“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要收买你。他们只是想影响你。他们只想让你凡事掂量掂量,对他们关照一点儿。为什么不呢?人之常情嘛。他们让你生活得比以前好了。他们给你增加了福利。你的家庭,你的小女儿,都是受益者。他们如此关照你,你为什么不应当关照关照他们呢?是不是这么回事,彼得?”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说着火气也上来了。
“就是这么回事,”格雷厄姆说道,“因为这就是影响在起作用。你可以矢口否认,你可以说没这么回事。你可以自欺欺人,但它就是这么回事。老伙计,唯一能表明自己清白的就是你自身的清白。如果你与此没有瓜葛,如果你没有拿他们的钱,那么你就可以讲嘛。否则的话,伙计,就是他们给你钱,而我就要说他们要你领情。”
“先等一下……”
“别跟我再说什么恨不恨的事,伙计。我们的国家正在打一场战争。有人明白这一点,但也有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就像二次大战中有些人拿了德国人的钱,为纳粹张目一样。纽约的报纸发表的社论文章和阿道夫·希特勒唱的是一个调子。有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底细,但那些人确实那么干了。伙计,打起仗来就是这样。你小子就是个里通外国分子。”
这时候康纳回到我们站的地方。我真是求之不得。格雷厄姆正准备和我继续争下去,这时,康纳不紧不慢地说道:“好啦,这我都懂,汤姆。根据你的见解,这姑娘被杀害之后,录像带又怎么样了呢?”
“哦,见鬼,录像带都不见了,”格雷厄姆说道,“你们将再也看不到那些录像带了。”
“咳,真有意思。刚才那个电话是分局打来的。好像石仓先生在那儿。他带去了一箱子录像带,要我去看一下。”
康纳和我赶紧驱车前往局里。格雷厄姆开的是自己那辆车。我说道:“为什么你说日本人决不会碰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的叔叔,”康纳说道,“二战中当了战俘,被递解到东京之后就失踪了。格雷厄姆的父亲战后曾去日本找过他的下落。寻访的结果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也许你听说过,有些美国战俘在日本被用做危险药物的试验品而横遭惨死。还有传说,说日本人把他们的肝脏拿来给自己的部下吃,如此等等。”
“我没听说过。”我说道。
“我想大家都不愿再提那段往事,”康纳说道,“大家向前看。这也许是正确的。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格雷厄姆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说到我当联络官领取的津贴。” “你跟我说过是50美元。”康纳说道。
“比这个数要多一些。” “多多少?”
“每星期天约100美元,每年5500美元,但这包括听课费、书本费、差旅费、请人晚上来照看孩子的费用以及其它的名目。”
“这么说你挣5000美元一年,”康纳说,“那又怎么样?”
“格雷厄姆刚才说,我受了这笔钱的影响,说日本人把我给收买了。”
“唔,”康纳说道,“他们肯定是想这么干。而且他们干得还非常巧妙。”
“他们曾经在你身上下过功夫?”
“哦,是的。”他顿了一下,接着往下说道:“我往往是来者不拒。馈赠礼品是日本人的生性爱好,为的是让你知道他们对你有好感。这和我们把上司请到家里吃饭的做法没有多大差别。亲善归亲善。我们总不能在想得到晋升提拔的时候再请上司到家里来吃饭吧。比较妥当的做法是,在你们的关系刚刚开始不久,还不存在任何利害得失的时候就请他来家里做客。这就是亲善的举动。日本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礼要送得早,因为那时候送不是贿赂,而是一种馈赠,是和你建立起一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当时并没有任何压力。”
“你认为这样没什么?” “我觉得整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你觉得这是腐败吗?” “你呢?”康纳看着我反问道。
我过了好一阵才说:“是的,我觉得也许是。”
他哈哈大笑起来。“唔,这倒令人欣慰了,”他说道,“否则的话,日本人在你身上的钱就白花了。”
“这有什么好笑的?” “你的慌乱,后辈。” “格雷厄姆认为这是一场战争。”
“一点不错,”康纳说道,“我们的确是在和日本人打仗。不过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在最新的交锋中,石仓先生会给我们怎样的意外。”

康纳正在大厅里打电话。门房脸色阴沉地看着他,好像不想让他使用电话,但又找不到适当理由。
“是的,”康纳说道,“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从那部电话上打出去的所有电话。对,对。”他听了一会儿又说道:“我不管你们的数据资料是如何编排的,你只要帮我查出来。要多长时间?明天?别扯了!你以为这是什么?我两小时之内就要。我会再打电话的。是的。你他妈的也混蛋。”他挂断了电话。“走吧,后辈。”
我们出了公寓,朝汽车走去。 “是在和你的关系联系?”我问道。
“关系?”他似乎给弄糊涂了。“噢,是格雷厄姆跟你说过我有什么‘关系’吗?我并没有什么人专门给我通风报信。他是胡乱猜的。”
“他跟我提起过新川案件。”
康纳叹了口气。“那段旧闻啊。”我们一边朝汽车走着,他一边说:“你想听听那段故事?很简单。有两个日本人给人杀了。局里派了侦探去破案,这两个人不会日语,于是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把案子移交给了我。”
“你是怎么干的呢?”
“新川夫妇当时下榻在新大谷饭店。我弄到了他们打往日本的电话记录,而后按那几个号码跟大阪的那几个人通了话。接着我又给大阪警方去了电话。还是用日语打的。警方听说我们不了解案件的始末感到很吃惊。”
“哦。”
“还没完呢,”康纳继续说道,“我们这边的警察局感到很尴尬。新闻界借题发挥,批评警察局。各式各样的人都去路边摆花,人们对流氓团伙所造成的这场悲剧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许多人都很尴尬。最后这事儿倒成了我的不是,说我在办案过程中采取了卑劣的手法,把我给气坏了,真的。”
“所以你就去了日本?” “不,那完全是两码事。”
我们到了汽车边上。我回首看了帝国纹章公寓一眼,发现朱莉娅·扬站在窗户前面看着我们。“她很诱人。”我说了一句。
“日本人把这种女人叫做轻屁股,就是说是个浪女人。”康纳打开车门,钻进车里,说:“她吸了毒。她跟我们说的话靠不住。不过,这事有些迹象是我所不喜欢的。”他先是看了看表,接着摇了摇头。“见鬼。我们呆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得去帕洛米诺找科尔先生。”
我驱车向南,朝机场方向驶去。康纳靠在坐椅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眼睛盯着自己的脚,看上去很不痛快。
“你为什么说有些迹象是你所不喜欢的?”
康纳答道:“废纸篓里那些录像带的包装纸,还有垃圾桶里的那张拍立得照片。这些东西本来是不应当到处乱扔的。”
“你不是说他们的行动太匆忙吗?”
“也许是。但你知道,日本人认为美国警察十分无能,这种草率反映出他们瞧不起我们。”
“可我们并非无能之辈。”
康纳摇摇头:“和日本人相比,我们的确无能。在日本,每个犯罪分子都能被捉拿归案。重大犯罪案件的定罪率高达99%。所以,在日本,犯罪分子从开始作案起就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可是在我们这儿,定罪率只有17%多一点。1。”5都不到。所以,在美国,犯罪分子知道,也许他不会被抓住——即使被抓住,也很难定罪,因为他有很多法律上的保障。你知道的,对警察工作效率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的警探要么在案发后6个小时内破案,要么就永远也破不了。”
“那么你是说……?”
“我是说这儿发生了一起案件,有人认为我们无法解决。但我要把它破了,后辈。”
此后,康纳沉默了10分钟,他纹丝不动地坐着,双手抱在胸前,下巴贴着胸口。他的呼吸深沉而平稳,要不是他的眼睛还睁着,我真会以为他睡着了。
我只管开我的车,同时听着他的呼吸声。 他终于迸出了两个字:“石仓。”
“他怎么啦?”
“如果我们知道石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我们就能解决这个案子了。”
“我不明白。”
“美国人是很难看透他的,”康纳说道,“因为在美国,人们认为出一些差错是正常现象。飞机晚点不出人意料,邮件没有送到不出人意料,洗衣机发生故障也不出人意料,人们随时都有应付差错的心理准备。可是在日本却不同。在日本,一切都正常运行。在东京的火车站,你只要站在月台上标定的点上,火车停下来的时候,车门肯定正对着你打开。火车从不晚点,邮件从不丢失,转换航班从不会有误,规定期限的工作从不拖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日本人有教养,凡事准备充分、目的明确。他们做事善始善终,没有人鬼混。”
“唔……”
“对于中本公司来说,今天晚上不同寻常。他们肯定连最细枝末节的地方都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准备了玛多娜爱吃的素食小吃,请来了她喜爱的摄像师。请相信我:他们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有各种应急措施。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吧。他们会坐下来,对没完没了的可能性逐一进行讨论——假如发生火灾怎么办?假如发生地震怎么办?假如有人安放炸弹进行威胁怎么办?停电怎么办?连那些可能性最小的情况都得详细地讨论,真是绞尽了脑汁。当最后这个晚上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万事俱备,稳操胜券。被弄得措手不及是很狼狈的,对不对?”
“是的。”
“可是我们的对手石仓,他是中本公司的代表,面对那个死去的姑娘,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他采取的是西方式的对抗,可是觉得很不自在——我相信你注意到他嘴唇上方的汗了。他的手心也湿了,所以不断地往裤子上擦。他表现得太喜欢争论,话说得太多了。
“总之一句话,他装得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样子,似乎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姑娘是谁——其实他肯定知道,因为他知道应邀参加招待会的每一位客人的情况——而且还假装不知道是谁杀害了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知情的。”
汽车轮子从路面的一个小坑上开过,车身颠了一下。“你等一等。石仓知道是谁杀了那姑娘?”
“我敢肯定,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从目前情况判断,至少有三个人知道谁杀了她。你不是说你以前是跟新闻界打交道的吗?”
“是的,那是去年。” “你和电视新闻方面的人还有联系吗?”
“有几个,”我告诉他说,“来往不多了。怎么啦?”
“我想看一下今天晚上拍摄的一些录像。” “只是看一下?不传讯?”
“对,只是看一下。”
“这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我说道。我想我可以打电话找国家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詹妮弗·刘易斯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鲍伯·阿瑟帮忙。也许找鲍伯。
康纳说道:“一定要找一个跟你私人关系比较好的,不然记者站就不会肯帮我们的忙。你注意没有,今晚在犯罪现场没有电视台的人。在大多数犯罪现场,你都得拼命挤,才能穿过那一排排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到达警戒线跟前。可是今天晚上,既没有电视台的,也没有报社的。什么都没有。”
我耸耸肩。“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话,所以新闻界就没有能监听到任何东西。”
“他们早就在那儿了。”康纳说道,“报道汤姆·克鲁斯和玛多娜参加的这次招待会。而这时就在上面一层楼里,一个姑娘被杀害了。电视记者都跑到哪儿去了?”
“上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说道。
我在与新闻界打交道时有一件事还是清楚的,那就是新闻界不搞阴谋。新闻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是一盘散沙。实际上,有时候,当我们需要封锁消息——比如就某一绑架事件正在进行赎金谈判的时候,要他们配合真比登天还难。“报社下班早。电视台来的人得赶制11点的新闻,也许他们回去编辑新闻节目去了。”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日本人表明了他们对声誉,也就是他们公司的形象甚为关心,所以新闻界没有进行报道,以示配合。相信我吧,后辈!他们正在向新闻界施加压力。”
“我无法相信。” “我绝对不是瞎说,”康纳说道,“他们已经施加了压力。”
这时,车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真见鬼,彼得,”一个熟悉的粗嗓音从电话里传来,“那桩杀人案的调查究竟他妈的怎么啦?”说话的人是局长。听声音,他似乎喝了酒。
“你是什么意思,局长?”
康纳看了我一眼,接着打开了喇叭,这样他也可以听清对方的讲话了。
“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惹了日本人?”局长问道,“又有人要告警察局搞种族骚扰了吧?”
“没有,局长先生,”我答道,“根本没那回事。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了——”
“我听说格雷厄姆那个蠢货又像以往那样侮辱人了。”局长说道。
“可是,局长,我看谈不上什么侮辱——”
“听着,彼得,你别想糊弄我。我已经把弗雷德·霍夫曼训了一顿,他压根儿就不该派格雷厄姆去。我不想让这个案子沾上种族歧视这个臭狗屎。从现在起我们都必须对日本人以礼相待,搞好关系。现在这世界都是这样。彼得,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再说说约翰·康纳。他和你在一起,对吧?” “是的,先生。”
“你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
我心想,怎么是我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弗雷德·霍夫曼肯定是说让康纳来是我的主意,而不是他的。
“我很抱歉,”我说道,“可是我——”
“我明白,”局长说道,“也许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处理不了这个案子,所以要个帮手。不过恐怕他帮不上忙,反倒惹下了祸。日本人不喜欢康纳。我得告诉你,我认识约翰·康纳有年头了,我们是59年一起上警官学校的。他向来喜欢独来独往,而且还经常惹是生非。你知道吧,当一个人跑到外国去居住,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混不下去的缘故。我不想让他来搅和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
“局长——”
“这是我的看法,彼得。你要处理的是一桩人命案,赶快把它弄完,了结掉。你要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我就指望你了,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保持联络好吗?” “好的,局长。”我答道。
“把这案子结束掉,彼得,”局长再次关照说,“我不想再让别人为这件事打电话找我。”
“是,局长。” “最迟明天把事情了结。就这样了。” 他挂断了电话。
我把电话放回原处。 “果然如此吧,”慷纳说道,“我说过他们正在施加压力嘛。”

我离开刑侦处已近两年,现在再次来到一个凶杀案的犯罪现场,心中感触良多,眼前浮现出历历往事:夜晚的紧张工作,大家匆匆喝完纸杯中劣质咖啡的情景以及周围的各专业小组忙忙碌碌的场面——以如痴如狂的劲头忙碌着,而且是以躺在那里的死人为中心忙碌着。所有的凶杀案的现场都可以看见这种工作劲头,也可以看见处于现场中央的那种最终结局。看见躺在那儿的死者,使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显而易见,可同时又让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神秘莫测。在一桩最简单的家庭口角中,妻子用枪把丈夫打死,而你会发现那女的身上疤痕累累,甚至有被烟头烫伤的疤痕。于是你会问,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今晚呢?今天晚上又是怎么回事呢?你眼睛看得见的,自然是明明白白的,可是总有些东西使人不得其解。这两种情况同时并存。
处于凶杀案的现场,你才觉得自己接触到了生命的真谛,同时接触到尸体的臭味、排泄物和肿胀的情形。通常有人在哭,你会听见那哭声。通常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都听不见了;有人死了,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就像路中央有块石头,所有车辆都绕开它行驶一样实实在在。在这种冷酷的现实之中,一股战友情谊会油然而生,因为你是和自己所熟悉的人在一起加班加点地工作,而且你知道这点是因为你总是看得见他们。洛杉矶每天要发生4起杀人案;每隔6小时就发生一起。在犯罪现场的警探们每个人手上都积压了10件杀人案,眼下这桩凶杀案又给他们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在现场解决问题,马上弄个水落石出。在这里,最终的结局、紧张的工作和工作的干劲交织到了一起。
干了几年之后,你会爱上这一行。我走进那间会议室时惊异地发现自己还挺想再干这一行的。
会议室的布置极为优雅:黑色的桌子、黑色的高背皮椅,透过玻璃墙壁可以看见外面夜色中摩天大楼里的灯火。会议室里,技术鉴定人员在那姑娘的尸体旁忙碌着,并轻声地交换着意见。
她的金色秀发剪得很短。湛蓝的眼睛,性感的嘴唇,高高的身材,四肢修长,像个运动员。她的衣裙是黑色的,质料很薄。
格雷厄姆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检查;他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只手拿着小手电筒,另一只手里拿着笔记本,正眯缝着眼看那姑娘脚上那只造型独特的黑色高跟鞋。
验尸官的助手凯利正准备把那姑娘的手用纸袋套上系好以起到保护作用。康纳阻止了他:“稍等一下。”康纳看了看一只手,仔细察看了手腕,然后又朝指甲缝里看了半天。他在一个指甲上闻了闻,接着在每一个指头上轻轻地弹了弹。
“别费心了,”格雷厄姆的话说得很干脆,“还没有僵硬呢。指甲缝里没有残存碎片,没有皮层或者衣服的纤维。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搏斗的痕迹。”
凯利把纸袋套了上去。康纳问他:“你能确定死亡时间吗?”
“我正在进行查验,一会儿就能知道结果。”
康纳用手摸了摸她身上那黑裙子的质地,检查了一下商标。这时技侦处的海伦说:“是山本的。”
“我看见了。”康纳说道。 “什么是山本?”我问道。
海伦答道:“日本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价格昂贵。这件不起眼的黑玩意儿至少要卖5000美金。这还是假定她买的是二手货。新的要1.5万美金呢。”
“能跟踪这条线索吗?”康纳问她。
“大概可以。这要看她是在这儿买的,还是在欧洲或是东京买的。查一下需要一两天时间。”
康纳马上就失去了兴趣。“算了,那样就太晚了。”
他拿出一个小型光纤电筒,用来检查姑娘的头皮和头发。接着,他迅速检查了两个耳朵。他看了右耳后十分惊讶,轻声说了句什么。我从他肩膀上方看过去,看见她的耳环孔里有一滴干了的血迹。我凑上去时大概是挤着康纳了,因为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让一让,后辈。”
我向后退了一步,说:“对不起。”
接着康纳在她的嘴唇上闻了闻,又迅速地开合了一下她的下颚,用小手电在她的嘴里四壁碰了碰。然后,他把她的头朝两边拨动了几下,还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摸了一会儿,几乎是用手指在抚摸。
接着,他突然离开了尸体:“好了,我已经查完了。” 随后他便离开了会议室。
格雷厄姆抬起头说:“在犯罪现场,他从来都毫无用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道,“我听人说他是个很了不起的警探。”
“哦,见鬼,”格雷厄姆不以为然地说,“你自己就能看出来。他甚至连该干什么都稀里糊涂,不懂工作程序。康纳根本就算不上侦探。他有关系。他就是靠这点办了那些使他闻名的案子。你还记得76年的新川蜜月枪杀案吗?不知道?我想那时你还没来呢,彼得君。新川案件是什么时候的事,凯利?”
“76年。”凯利答道。
“对,是76年,是那年的一桩大案呢。新川先生和他太太是来洛杉矶度蜜月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站在东市区的马路边上时被人从疾驶而过的汽车上开枪打死的。像是一桩帮派间常采用的汽车枪杀案。更糟糕的是,验尸的时候发现女的已经怀孕了。新闻界忙得不亦乐乎,说什么洛杉矶警察局对团伙暴力无能为力等等。我们收到了从全市各处寄来的信件和汇款。大家都对这对新婚年轻夫妇的遭遇深感不安。可是受命负责此案的警探屁也没查出来。我是说,这是一桩杀害日本国民的案子,他们却毫无进展。
“所以,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请来了康纳。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案子给破了,真算得上侦破史上的奇迹。我的意思是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有的证据已经消失。那对蜜月夫妻的尸体已经运回了大阪,出事地点的街角处人们摆放的白花已经枯萎,堆成了小山。可是康纳却查明那个叫新川的年轻人在大阪就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查出发生在大街上的帮派式枪击事件实际上是一桩在日本策划、到美国执行的预谋凶杀案。他证实了那个下流坯丈夫实际是个冤死鬼,是被误杀的。他们原计划用枪打死那个妻子,因为他们知道她已经怀了孕。他们这么干是要教训教训她的老子。这一来,康纳把整个案子都弄清了。真他妈神了,啊?”
“你认为他是靠他在日本的关系破的案?”
“你说说看嘛,”格雷厄姆说道,“据我所知,那以后不久,他就去日本呆了一年。”
“干什么去了?”
“听说他替一家感谢他的日本公司当保安。他们待他不错,是报答他。他为他们干了件事,他们酬谢他。反正我是这么猜测的。谁也不知其中的真情。不过他这个人不是干侦探的料。天老爷,你看看他现在那样儿。”
康纳在敞开式办公室里,仰头看着天花板,神情恍惚,若有所思。他先是朝着一个方向看,继而又朝着另一个方向看。他似乎正试图下定决心。突然,他大步流星地向电梯走去,像是准备离开似的,接着却猛地转过身,走回办公室中央站定。随后他就开始检查起房间四处摆放的盆栽棕榈树的叶子来。
格雷厄姆摇摇头。“这是搞什么名堂?园艺?我跟你说吧,他这人很怪。你知道,他不止一次去过日本,每次都要回来,在那儿呆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像一个女人,对他来说,有她没她日子都不好过。你知道吧?我自己就他妈不明白。我喜欢美国。至少,是目前还存留的美国。”
格雷厄姆转过身,看见技侦处那个小组已经逐渐离开尸体向外搜索。他问道:“你们这些伙计们找到了那条内裤没有?”
“还没有呢,汤姆。” “正在找,汤姆。” 我问道:“什么内裤?”
格雷厄姆掀起那姑娘的裙子:“你的朋友约翰不想再进一步查下去了,但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我想她没穿内裤,而鼠蹊上有一道红印子,显然是内裤给扒掉前留下的。有迹象表明,在她被害前有过被迫的性行为。所以我才让他们找那条内裤。”
技侦小组有个人说:“也许她本来就没穿。”
格雷厄姆说:“她穿了,这不会有错。” 我转身问凯利:“她有没有吸毒?”
他耸了耸肩。“体液的化验结果很快就能出来。从外观上看,她很干净,非常干净。”我注意到凯利说这话时明显感到很不自在。
格雷厄姆也注意到了。“凯利,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那副熊样儿干什么?是我们没能让你去赴一次深夜约会还是怎么的?”
“不是,”凯利说道,“说实话,她身上既找不到搏斗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吸毒的迹象——我看不出她被人谋杀的任何迹象。”
格雷厄姆问道:“没有谋杀的迹象?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凯利说道:“这姑娘喉咙上的伤说明她很可能有性受虐综合症的癖好。在脂粉下面有曾经被捆绑的痕迹,而且是多次。”
“所以?”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也许她不是被人害死的。也许只是一个意外。”
“哦,天啦,说下去。”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于抑制,是瞬间生理死亡。”
“什么意思呢?” 他耸耸肩说:“这人就这么死了。” “一点原因也没有?”
“这个嘛,也不完全是。这种死亡往往伴随有心脏或神经的小创伤。但这种创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死亡。我以前碰到过几个这样的案子。一个10岁男孩胸部被一只棒球撞了一下——并不重——但却倒毙在学校的运动场上了。他周围20米内一个人也没有。还有一个案子:一个妇女开车时出了点小意外,胸口撞在驾驶盘上,撞得并不重。当她打开车门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倒在地上死了。一般来说,对于颈部或胸部的撞击、损伤似乎容易导致这种猝死,因为这类伤害可能刺激与心脏相通的神经。所以说,是这样,汤姆。从技术角度来看,猝死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发生性行为不是什么重罪,所以这可能不是谋杀。”
格雷厄姆乜斜着眼问道:“你的意思是,也许她不是被谋杀的?”
凯利耸耸肩,他拿起活页夹说:“我并不打算把这个想法写下来。我将把窒息致死列在死亡原因中,仅次于强行窒息致死。因为也有可能她是被勒死的。但你也必须考虑到,她也有可能不是被勒死的。也许她就这么突然死掉了。”
“见鬼,”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把这一点记录在案,把它记在验尸官的想象一栏里。你们其他人找到她的身份证件没有?”
还在房间里继续搜查的技侦处的人嘟囔着说还没有。
凯利说:“我想死亡时间已经出来了。”他看了看温度计探针,然后对照一张表查起来。“内部温度是96.9度。在这样的室温条件下,已死亡近3个小时了。”
“近3个小时了?太好了。你听着,凯利,我们早就知道她是今夜的某个时刻死的。”
“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凯利说着摇了摇头。“遗憾的是,如果时间少于3个小时,冷却曲线是无法准确给出死亡时间的。我只能判断死亡时间是在3小时之内。不过我的印象是,她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坦率地说,我认为接近3小时。”
格雷厄姆转身问技侦小组的人说:“有谁找到了内裤?” “还没有呢,中尉。”
格雷厄姆环视了一下办公室,说:“既没有手袋,也没有内裤。”
“你是否觉得有人清理了现场?”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答道,“一个身穿价值3万美金裙子的姑娘来参加招待会而不带手袋,这符合常理吗?”然后,他从我的肩头望过去,笑着说:“唔,彼得君,你知道吧,有个崇拜你的人来看你了。”
朝我大步走来的是市长的新闻秘书埃伦·法利。她35岁,深黄色的秀发剪得短短的,贴着脸庞,总是修饰得很漂亮。她年轻时当过新闻播音员,到市长办公室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她的动作潇洒、步履轻快、体态诱人。人人都知道她保持这种体态有她的特殊用处。
我很喜欢她。在局里新闻处工作的时候我曾替她办过两件事。由于市长和警察局长之间素有嫌隙,所以从市长办公室来的一些要求有时就通过埃伦传给我,由我来处理。这些大多数都是区区小事,把某项报告的发表时间推迟到周末,让它在星期天见报,抑或是虽然已经对某个案件提出了起诉,但宣布的时候却说还没有。我都给她办了,因为她为人心直口快,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看来这一次她又准备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彼得,”她开口说道,“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一个叫石仓的先生到市长面前狠狠地告了你们一状——”
“可想而知的——”
“市长让我提醒你们,这个城市的官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外国人粗暴无礼。”
格雷厄姆拉大了嗓门说道:“尤其是因为他们向竞选活动提供了巨额资金。”
“外国人是不能出钱资助美国的政界竞选的,”法利说道,“这你又不是不知道。”接着她的声音低下来:“这是个很敏感的案子,彼得,你要谨慎行事。你知道,日本人特别关注他们在美国受到的待遇。”
“好的,我知道。”
她透过会议室的玻璃隔板朝外面那间敞开式办公室看去:“那不是康纳吗?”
“是的。” “我还以为他退休了呢。他来这儿有何贵干?” “帮我处理这件案子。”
法利皱了皱眉头:“你知道吧,日本人对康纳抱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一个喜欢日本的人一旦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就变成了一个对日本的攻击者。”
“康纳并不是什么攻击者。” “石仓觉得自己受到了粗暴的对待。”
“石仓是在对我们指手画脚,”我说道,“这儿有个姑娘被杀了,可大家似乎都把这事置之脑后——”
“得了吧,彼得,”她说道,“没有人对你指手画脚地告诉你该怎么干。我只是说你得考虑特别——”
她突然不往下说了。 她的目光落到那尸体上。
“埃伦,”我喊了她一声,“你认识她?” “不认识。”她把脸转了开去。 “真的?”
我注意到她有点不知所措。 格雷厄姆问她:“你早些时候在楼下见过她?”
“我想没——也许。我想是见过。听我说,伙计们,我得回去了。”
“埃伦,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她是谁,彼得。你知道,要是认识她,我会告诉你的。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客气一点。市长关照我告诉你们的。我得走了。”
她匆忙朝电梯走去。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中有些不安。
格雷厄姆走过来站在我身边说:“她真够味儿。不过,她甚至对你也不很坦诚。”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甚至对我?”
“大家都知道你跟法利两个人是一条新闻呢。” “这是什么话?”
格雷厄姆在我肩膀上捅了一拳:“得了吧,现在你已经离了婚,谁也不会说三道四的。”
“那不是真的,汤姆。”我说道。
“你想怎么干都可以,像你这样一表人才的美男子。”
“我告诉你,没有那回事儿。”
“行啦,行啦!”他把手举了起来。“我的错,我的错。”
我看见法利走到了敞开式办公室的那一头,从绳子下面钻了过去。她按了按电梯门口的按钮,边等边不耐烦地用脚尖轻轻敲击着地面。
“你真的认为她认识这姑娘吗?”我问道。
“她肯定认识,”格雷厄姆说,“你知道为什么市长喜欢她?她站在他边上,轻声地把每个人的名字报给他听。有些是她多年不见的人了。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孩子们也好,不管是谁。法利知道这个姑娘是谁。”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妈的,”格雷厄姆骂了一声,“这件事对某个人来说一定非常重要。她像兔子似的,溜得真快,是不是?我说我们最好弄清楚这个死去的姑娘是谁。我绝对不愿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后一个知道情况的人。”
康纳站在房间的那一头,向我们招手。
“他现在要干什么呢?”格雷厄姆说道,“那种样子招手。他手里拿了什么?”
“好像是只手袋。”我说道。
“谢里尔·琳·奥斯汀,”康纳念道,“生于得克萨斯州米德兰,毕业于得克萨斯州立大学。23岁。在韦斯特伍德有公寓住房,到此地时间不长,得克萨斯的驾驶执照还没有换掉。”
手袋里的东西都摊在了办公桌上。我们用铅笔拨动着这些东西。
“你在哪儿发现这只手袋的?”我问道。这是一只用珠子编串的小巧玲拢的黑色女式手袋,搭扣是一颗大珍珠做的,是40年代的上乘精品,非常珍贵。
“在靠近会议室的一颗盆栽棕榈树下找到的。”康纳拉开了夹层的拉链。一小卷钞票掉在桌上,都是100美元一张的。“很好,奥斯汀小姐受到很好的关照。”
我问道:“没有汽车钥匙?” “没有。” “这么说她是跟别人一起来的。”
“显然也打算和某个人一起离开。100元的大票子出租汽车是找不开的。”
此外还有一张金黄色的美国捷运卡、一支唇膏和一个小粉盒。
一包柔和七星牌香烟,是日本的牌子。一张东京大胜夜总会的会员卡。四粒蓝色的小药丸。大体上就是这么些东西。
康纳用铅笔把手袋挑着让它倒竖起来,这时有一些绿色小颗粒状的东西掉到了桌上。“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我承认说。格雷厄姆拿起放大镜对着它们看起来。
“是山榆菜裹的花生。”康纳说道。
山榆是一种绿色辣根,在日本餐馆里用做调料。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山榆裹花生。
“不知道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有没有这东西卖?”
格雷厄姆说道:“我看到的够多了。约翰,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石仓会不会把你要的证人找来呢?”
“我想不会很快。”康纳答道。
“对呀,”格雷厄姆说,“要到后天,等这些人听完律师跟他们说明该怎么讲话之后,我们才能见着这些人。”他从桌子旁边向后退了两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拖延时间?这姑娘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要应付的就是这么一个案子。”
“有可能。”慷纳说道。
“嘿,伙计,岂止是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这里是他们的大楼。那姑娘是他们所垂涎三尺的那种美人儿,一朵长刺的玫瑰花。你知道这些小日本个个都想抱着排球运动员玩一玩。”
康纳耸耸肩:“也许吧。”
“得了吧,”格雷厄姆说道,“你知道这些家伙在国内的时候替大公司干活,挤地铁上下班,整天都过得不舒心,不知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他们摆脱了国内的种种束缚,到了我们这儿来,一下子变得有钱了,变得自由自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有时候他们当中有人就得意忘形起来。你说我讲得对不对?”
康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良久才说道:“所以,汤姆,你觉得一定是一个日本人在中本公司会议室的桌子上杀了这姑娘?”
“对。” “作为某种象征性行动?”
格雷厄姆耸耸肩:“天啦,谁知道呢?我们并不是在谈正常情况应当是如何如何嘛。不过,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即使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我也非他妈把这个混蛋捉拿归案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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