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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敦煌10月10日电
由甘肃省文联、敦煌研究院主办的“百名摄影家走进莫高窟摄影创作活动”10日在敦煌莫高窟启幕。莫高窟首次对外免费开放5个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性的洞窟,供中外百名摄影师进行实景拍摄与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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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丝文物 刘小放 摄

为期5天的活动期间,敦煌研究院还将开放莫高窟南区石窟群外景、北区石窟群外景、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及莫高窟周边环境等,供100名摄影师拍摄创作。创作活动还包括敦煌境内的阳关、玉门关、河仓城等丝路历史遗迹,雅丹地貌、鸣沙山、月牙泉等大漠自然风貌及敦煌城市建设、人物风情的拍摄等。

大同善化寺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文物修缮师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他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人感动。如果说,文物修缮师用手中的刀笔器具使文物重新“活”了起来,那么要让文物广为人知,则离不开文物摄影师。他们用手中的相机,在光与影的变幻中向大众展示文物的美,让人们在镜头下感受文物背后的历史温度,让文物走出深帏,以一种美的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文物出版社资料摄影中心主任刘小放就是这样一位文物摄影师。

在过去,敦煌莫高窟长期被“禁止拍照”,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吴健对此解释说,平时在莫高窟洞窟内参观禁止拍照,是因为闪光灯等强光源或对窟内的壁画、塑像等文物造成损害,而此次活动对文物进行了一些冷光处理,并制定了相关保护措施,都是在“把文物保护好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

由中国壁画学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承办的《另眼识家珍》山西省百处古代壁画遗址掇英展暨武普敖先生山西古代壁画摄影展于2013年5月19日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偶然的机会,刘小放接触到了文物摄影,从学徒、助理到独当一面的文物摄影师,
39年的时光,刘小放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相机,在他看来,“文物摄影师,其实就是一个做‘活儿’的匠人,要怀着敬畏之心,尽可能地做到最好。

敦煌研究院称,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摄影镜头,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地展现敦煌石窟艺术、历史遗存、自然风貌及人文风情等,建立艺术、多元的丝路敦煌影像体系,推动敦煌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本届展览由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美术家、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奠基人之一、功勋卓著的人民艺术家、中国壁画艺术学会名誉会长、获得中国美术奖和终身成就奖的侯一民先生担任总策划和展览总设计,图片拍摄全部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士、中国百姓摄影协会常务理事长、山西省企业摄影协会常务副主席武普敖先生完成。

忠实再现VS艺术表现,孰重孰轻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当日表示,百名摄影家走进莫高窟摄影创作是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保护和弘扬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中外摄影家进窟“与古人对话”的不同感悟、不同角度的艺术创作,能够让外界从更多视角来了解这处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

武普敖先生1959年出生于山西晋南的一个小村庄,18岁从军入伍,在军队大熔炉里历炼21年,养成了坚忍不拔、认准目标不实现誓不罢休的个性,并酷爱艺术,在部队当战士时就爱上摄影,转业后不断升级。他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多次往返于北京和外地的很多拍摄点,几乎将自己的转业费、工资和奖金全部用于摄影消费。由于他肯吃大苦,耐大劳,在全国和地方各类摄影专业、艺术类和地理类杂志、报刊和期刊上先后发表摄影作品400多幅,在全国和地方各类摄影比赛中获奖150多次,在摄影界被称为获奖专业户。

顾名思义,文物摄影就是以历史文物为主要拍摄对象的一种摄影,属于静物摄影的范畴,而相比静物摄影中最有影响力的广告摄影又有所不同,“文物摄影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忠实地呈现文物本身的样貌,这样一是能为研究者提供准确资料,二是能使读者和观众认识、了解、欣赏文物。
”刘小放解释说,而广告摄影是以吸引消费者为主要目的的,可以自由发挥,用夸张的手法追求艺术效果,文物摄影则不然。
“摄影就像医生一样,分工很细,要让眼科大夫去做外科手术,那是行不通的。拿开放性的广告摄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相对保守的文物摄影也是不可行的。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杨秀清认为,此次活动邀国内外百名专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首次进入莫高窟洞窟进行实景拍摄与艺术创作,这是敦煌研究院以新的视角和途径探索弘扬文化的方式,相信在保护好洞窟文物的前提下,通过摄影家独特的视角和艺术表现,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历史文化将得到更好的弘扬,产生更大的影响。

武普敖先生在摄影上既是专家,也是杂家。所谓专,是指他对于摄影肯下功夫,刻苦学习,深入钻研,在技术水平上专长。所谓杂,是指他拍摄的题材广泛,风光、民俗、人物、花卉、动物、静物、各类艺术作品翻拍等等,虽说拍的很杂,但每幅作品都拍的精而专。因此,可以说武普敖先生是在摄影艺术上杂家和专家的美好统一。

但作为一门艺术,文物摄影在真实客观地记录文物样貌的同时也应表现出摄影艺术独特的审美欣赏价值,这涉及作品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关系,刘小放认为二者实际上并不矛盾,只是优先性和占比问题,“文物摄影的工作服务范围之一是研究所,研究所的专业性决定了文物摄影要尽可能地真实呈现、反映文物包含的历史信息,对艺术性的要求相对较低。而博物馆图录则带有欣赏目的,所以可以略有艺术夸张的成分,比如突出某一部分,着重表现具有震撼力的大特写。但总体来说,通过摄影手法,艺术地展示文物之美仍然是在忠实再现文物原貌、反映文物历史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
”文物摄影要忠实再现,也要艺术表现,随着摄影器材和电脑技术的发展,文物摄影也有了更多艺术表现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武普敖先生注意保持与各类艺术名家的接触与交流,向他们拜师学艺,逐渐将摄影、绘画、书法、雕刻、壁画等艺术门类相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趋向,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素养、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水平。他擅长利用摄影专长表现其他门类的艺术,不仅最大限度地再现其它相关艺术形式的创作本意,还注意用镜头和光影丰富和扩展其它艺术形式的形象思维和艺术内涵,通过在其它艺术作品上展现摄影的魅力使其艺术性更臻完美。为此,武普敖先生受到国内一流书画名家的青睐和厚爱,曾先后受邀担任国内数十位书画名流的作品摄影师,并在艺术合作的道路上日渐远走!这对他拍摄山西古代壁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侯一民大师的伯乐精神再次得到弘扬。

拍摄200件文物至少有五六百张废片,把文物摄影做到极致

武普敖先生自幼生活在山西,是三晋大地和父老乡亲养育了他,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山西这个全国著名的、丰富的地上文物资源和艺术熏陶了他,他酷爱这片饱含艺术的热土,立志用自己的勤劳、汗水和艺术特长来保护她、表现她、报答她、赞美她。三十年来,他正确处理工作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在妥善安排好工作后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夜以继日、刻苦努力地开展创作。他在认真细致进行分析调研的基础上,动员摄影团体和社会力量,取得政府和相关机构的支持,如同考古和地质勘探队员一样,把脚印留在天上和地上,留在空中和山中,留在河流的堤岸,留在神秘和深邃的洞穴,留在三晋大地的边边角角。他深入山西境内多达200多个寺观、古庙和村落,以一种无畏和顽强的精神挖掘、展现九个朝代古代壁画的藏匿之地和博大精深的壁画艺术魅力,他用现代技术和土法上马相结合的方法拍摄了近万幅大画幅胶片,囊括了山西境内几乎现存的全部古代壁画遗址。本次展出的只是其中的300多幅。

摄影是一门需要比较的艺术,灯光亮一些或暗一些、三脚架高一些或低一些作品效果都会有变化,只有经过反复比较,才能找到更好的表现方式。文物摄影更是如此,文物不会动、不会说话,什么样的光线布置、什么角度的取景才能更好地挖掘它们的美,需要摄影师静下心来,慢慢观察,逐渐深入探索。“文物摄影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风光,而是一项很枯燥的工作,需要有耐心,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以‘唐人写经’那样无虚无妄,专注一事的精神来做。
”刘小放感慨,他拍摄200件文物,至少有五六百张废片,每次他都会仔细比较,不断调整光线、角度,最终留下效果最好的那一张。

在拍摄这些古代壁画的过程中,武普敖先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甚至还经历了因病痛导致的生命危险。他在摄影圈和协会里,有著名的绰号叫拼命武郞。这个绰号缘于一次黄河壶口瀑布拍摄中,他冒着零下20多度严寒,站在壶口下游一侧河道中央上方由冰瀑形成的冰桥上,支起了三脚架。在他的脚底下,是咆哮的湍流和悬崖深壑,一旦滑落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影友们看着他调焦距、摁快门、换胶片,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进行拍摄,个个惊愕得目瞪口呆,都似乎听到了他脚下吱吱嘎嘎的冰裂声。尽管多位影友极力劝解,他还是冒死完成了拍摄。在山西古代壁画拍摄过程中,他的这种拼命精神又一次得到自我发扬。历时三十年的拍摄中,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经常在连续行车后又连续拍摄,顾不得休息,顾不得吃喝,顾不得对自己重度糖尿病的服药和治疗,因而经历了一次因病痛导致的生命危险。而每当他到达拍摄地,看到那些栩栩如生却已开裂或即将倒塌和消失的壁画文物时,一种强烈的保护责任便油然而生,他便抱着抢救文物、传承华夏文明的坚定信念急切地投入创作,不顾一切地开始拍摄。在拍摄灵丘县觉山寺舍利塔壁画时,他忘记长途行车的劳累和饥饿,到达现场后便爬上30多米高的舍利塔进行拍摄,一拍就是4个小时,由于饥饿而导致的低血糖影响了正常的身体机能,他只觉得全身无力,眼前昏花,金星直冒,天旋地转,大家赶紧给他补充能量。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有些后怕。

刘小放的这种“较真”缘于他对文物摄影的态度和责任心,在他看来,技术上的不足可以通过观摩、尝试与学习来克服,但如果态度不端正,没有对极致的追求,没有对文物以及文物摄影工作的敬畏之心,就很难将这项事业发展下去,毕竟总是依赖后期修图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无法取得进步的。“如何通过手中的相机将文物表现得更好是每个摄影师都应该思考和专注的问题,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做到最好,被大家所认可,所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无可取代的。

本次办展的主旨是从绘画再赏传统,从保护关注当今。摄影家武普敖先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这一精神,用他的摄影作品唤起更多人参与保护传统文化和弘扬当代文明。正是基于保护和发扬光大华夏传统文化和当代文明,本次展览受到多方的广泛关注,开幕式非常成功,现场气氛热烈。主持人、致辞人以及参会人中,除艺术界人士以外,还有全国和地方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军队和企事业等单位;除受邀前来的社会名流,还有自发前来的社会大众。仅开幕式当天,参展人数已逾千人,足以体现展览的影响力量。

39年的文物拍摄生涯,内蒙古美岱召壁画是刘小放拍摄最困难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次。美岱召有着壁画博物馆之美誉,其壁画气势恢宏、画幅宽广。要想把高9米,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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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米的壁画完整地表现出来,需要一截一截取景,然后拼接起来。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际操作时发现,壁画前的柱子距离壁画只有95厘米,这样会影响到镜头的视角以及打光的问题。刘小放经过多次实地考察,认真画图、标明尺寸,对照数据,在摄影棚里反复进行模拟、实验,考虑了多种因素,最后克服重重困难,用时12天终于完成拍摄。“当时还是胶片拍摄,不像现在能及时了解拍摄效果,结果如何要等冲洗完成后才能知道,一面壁画只要有一张出了差错,就得全部重来。这是我拍过最累、最费神的一次,最后出版的时候,当时美岱召壁画的管委会主任对我说,‘20多年,我们的美梦终于成真了’
。虽然很累,却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 ”

本次展览延续至5月25日。

文物摄影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桥梁

编辑:文凌佳

文物摄影的过程要以保护文物为前提。文物的珍贵性、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决定了摄影过程要慎之又慎,不能有任何闪失。刘小放介绍,“拍摄都是在充分确保文物不受损坏的前提下进行的。有的丝织品保存很多年之后,储存的玻璃打不开了,这时候宁愿放弃拍摄也不能冒着风险去打开。拍摄玉器类文物时,为了拍摄的艺术效果需要立起来拍摄,有的玉器质地很薄,为保险起见,就选择保守的拍摄方法。
”用二维的照片去展示立体的文物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要尽可能多地在图片中展现文物的形状、材质、纹路等历史信息。

无论以前还是现在,文物摄影都是文物展示和表现的桥梁,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手段。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人类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比如一部交响乐,几十万字的描述都不如身临其境体验一场。文物摄影正是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文物的真实样貌,记录历史文化信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录音和录像是其保护与传承的主要方式,而图像记录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至关重要。“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做文物古籍档案,主要就是通过多角度的图片拍摄将文物最完整的、最全面的信息保存下来。另外在文物的修缮过程中,有很多也是照着文物摄影图录来修缮的。

近些年,国家对文物的重视,掀起了一股又一股“文物热”浪潮,但大众对文物的内涵并不了解,要让大众充分认识文物,懂得欣赏文物,文物摄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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