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这是一个国家的雏形,麻雀虽小,肝胆齐全。斯诺曾写道,在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是建国中的奇迹!历史学家评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次伟大预演。

“瑞金城外有个小村庄,名叫沙洲坝。”在中国,估计很少有人不知道瑞金。一篇《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课文,早已经让这座赣南小城家喻户晓。不过,当你走进瑞金才会发现,这座曾经的红色之都珍藏着太多的红色故事。

来到这一当年的全国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发现: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今天以北京为首都的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和前身。有意思的是,瑞金在成为“红色之都”之后,也曾一度更名为“瑞京”。

瑞金城外古树掩映的叶坪,便是当年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外交部、劳动部、财政部、教育部……当今国家的许多领导机关和政府部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根”。叶坪红军广场的格局,仿佛就是浓缩了的天安门广场:不仅有红军阅兵台,而且还有红军烈士纪念塔……

193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标志红色政权诞生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谢氏祠堂召开。如今,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客家建筑还完好地保存着,里面的陈设仍按当年“一苏大会”时的样子摆放。主席台上,绣有镰刀铁锤的红旗鲜艳夺目,两侧的对联分别写着: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上方悬挂的条幅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当年,就是在这座“人民大会堂”里,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610位代表,行使了自己的神圣权力——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经刚刚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向世界宣称:红色政权的一切权力属于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

1930年10月10日,双十节。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父老文告》,将“肃清共匪”列为将要施行的治理国政“五项政治措施”之首。从当年11月至次年秋,国民党接连对位于赣南的中央根据地发起了三次“围剿”。尽管这些“围剿”被红军粉碎,但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央苏区周围仍驻扎着几十万国民党正规军。毛泽东断定,蒋介石绝不甘心让一个与他对立的政权在眼皮底下成立。为防空袭,谢氏祠堂和检阅台披上了伪装,苏区中央局驻地的古樟树下挖了防空洞,还在长汀城郊设了假会场。

果然,上午8时,庆祝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阅兵典礼刚刚结束,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就从北方天空滚过来,几架涂着青天白日标志的国民党轰炸机,朝瑞金城低空飞来,见城内城外空旷无人,只好把一颗颗炸弹盲目向下扔去——直到今天,毛泽东旧居旁的大树干上,还嵌有一枚未爆炸的哑弹。

新生的红色政权一切都按照建立一个国家来设计。早在一年前,秘密设在上海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就开始为“一苏大会”起草相关文件;共产国际远东局紧接着又为大会起草了《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和苏维埃组织法、军事训令等,但是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没有着落。毛泽东、任弼时立即电告中央寻找法律专家,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过的梁柏台很快从长汀来到叶坪,投入到几个法律的起草之中。11月5日,中共中央发来“关于宪法原则要点”的第七号电——从上海送来的文件,用密写药水写在书籍或白衬衣里,还要用显影药水显影,再抄到纸上翻印。直到11月13日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时,梁柏台根据党中央从上海发来的宪法原则要点起草了“苏维埃宪法大纲”,提交大会讨论通过。

谁来当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元首?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在上海讨论过这一问题。据说,有人提议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担任共产党创建的红色政权的元首似乎也顺理成章,但是有人指出向忠发不在苏区,不便担任这一职务。不过,会议认为:不论谁担任这一职务,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全国威望,二是在苏区工作。大家公认,只有亲自创建并领导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才具备这两项基本条件。会后,中共中央将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提议报请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局表示同意后又报莫斯科,很快得到了批准。

11月20日,“一苏大会”结束。7天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的一片小树林里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当时在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选举毛泽东任相当于总理的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第一次走上管理全国红色政权政务的岗位,“毛主席”这一称呼也从此叫响。

小小的瑞金,聚集了共产党众多精英。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内阁成员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军事人民委员朱德、劳动人民委员项英、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何叔衡、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司法人民委员张国焘和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不能到职视事,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梁柏台暂时主持司法部工作;徐特立代理教育人民委员,主持教育部工作。

毛泽东说:尽管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还很幼稚,像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但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各个部委设置该有都有。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

在由63人当选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4年后他们一同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五大书记,18年后的10月1日又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被任命的军委委员有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24年后,他们一起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沿着谢氏祠堂内的两侧墙壁,用木板隔成了仅容一桌一床的15个小房间,这就是当年苏维埃共和国各部委的办公室。毛泽东曾对各部领导人说:我们的办公室是小了点,其实,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记得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吧,室雅何须大。办公室有张办公桌就行。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办公室。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只有革命的实际工作者,容不得官僚主义。

中央政府总务厅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注意节约。比如点油灯,国家领导人一级办公规定点三根灯芯,部一级点两根,一般的单位只能点一根灯芯。毛泽东带头执行这些规定,每当看到油灯里有三根灯芯,总是要弄灭一根。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训令明确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职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款额在500元以上者,即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依款额多少分别处以5年以下的监禁和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没收其本人全部或部分家产,并追回赃款。

红色政权创建之初,便开始了监督国家机关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现象的群众运动。国家工农检察部还特意组织了反腐败突击队和反腐败群众法庭,让一切有损公仆形象的行为随时曝光。年轻的人民政权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举行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猛增到6.7万人。

毛泽东在红色之都写下了一系列光辉著作,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4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只有动员、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即使在革命战争环境中也有必要和可能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经典之论,就是在这些著作中首次阐述的。

然而,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思想却没有被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所重视。事实上,这位从山沟里走出的布衣先生所提出的“武装割据理论”以及他和战友们在赣南红土地上的成功实践,一直被吃过洋面包的中央领导人视为另类。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前两天所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赣南会议”上,有人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一年之后的宁都会议,又排斥毛泽东对军事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长汀福音医院治疗的毛泽东被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实际上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失去了对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支队伍的直接领导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3个月后,曾口口声声斥责毛泽东的主张为“山上的苏维埃的理论”的临时中央便在大城市无法立足,不得不从上海秘密搬到瑞金。博古等人的到来使毛泽东的日子更不好过,借批判所谓“罗明路线”,博古等人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位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被完全架空。福建的谭震林、张鼎丞、陈潭秋、李坚真,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大批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苏区干部遭到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

1933年10月,一艘货运小船把一个德国人偷偷运进中央苏区。尽管这位名叫奥托·布劳恩或李德的人既不精于军事又不懂中国实际,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却把他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拱手相让。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这位洋顾问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使得红军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后一败再败,气得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疼”。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以党、政、军为一体的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虽然,随着长征的开始,曾经红红火火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失去固定的版图,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赣南红土地创建红色政权的实践,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次伟大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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